1969年，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家电影院里，一个八岁男孩在Pathé News新闻简报中，看到了六周前联赛杯决赛的影像。那是阿森纳与斯温登的对决。第三级别联赛的斯温登以3比1击败了阿森纳，唐·罗杰斯在加时赛中独中两元。那个老派评论员的话至今仍在耳畔：“斯温登镇来到城里，击败了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足球机器之一。”就在那一刻，这个小男孩做出了选择——不是赢家斯温登，而是那支被他称为“强大红色机器”的落败方。这就是我与阿森纳的开始，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、始于一场失败的痴恋。
那是种族隔离的南非，电视被视为共产主义宣传工具而被禁止。我梦想中的俱乐部远在6000英里之外，对我而言几乎是隐形的。我只能通过新闻短片、报纸和口耳相传，拼凑关于阿森纳的一切。这种延时的满足感，或者说煎熬，有种近乎甜蜜的痛苦。大多数周日上午，我早早醒来，却不知道前一天下午发生了什么。我会跑去街角的商店，去获取那些迟到消息。1971年5月，阿森纳赢得联赛和足总杯双冠王，我的忠诚升华为崇拜。又是一次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电影院之旅，新闻片里长发的查理·乔治在温布利球场对阵利物浦时打入致胜球，赛后他仰面朝天躺在阳光洒满的草坪上，双臂展开，一脸难以置信。我和那些同样为阿森纳疯狂的朋友们回到郊区的花园后，试图模仿查理那个庆祝动作。那是我爱上阿森纳的过程，如梦似幻，缓慢而悠长。
这种爱经历了太多痛苦与狂喜。几十年后，“又是第二，欧蕾欧蕾”成了萦绕阿森纳的魔咒之歌。但这个周六晚上，在布达佩斯，这段始于南非小男孩的荒诞爱情故事将达到新的高峰。65岁的我和25岁的儿子——他同样痴迷于枪手——将在现场观看阿森纳与巴黎圣日耳曼的欧冠决赛。这是阿森纳这个跌宕起伏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我们感到筋疲力尽，却仍沉浸在狂喜之中。我会想起，这个赛季我看的最后一场球，差点就是斯温登在英乙联赛主场1比2输给切斯特菲尔德的那场。为阿森纳，我尝过足够多的苦头；但如果花了57年去支持斯温登，那才是更深重的负担。它本可能发生，如果那个八岁的孩子，在他生日那天的电影院里，爱上的是赢球的那一方。
我曾经无法看到阿森纳的直播，甚至电视转播也看不到，但我仍能看到乔治·贝斯特、博比·摩尔、约翰尼·海恩斯，以及像罗伊·霍奇森这样更平凡的球员，他们打破体育抵制，远赴南非，在仅限白人的联赛中赚取丰厚报酬。但对我而言，“枪手”的意义远超本地球队杰米斯顿卡利斯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一段从失败开始、跨越种族隔离、跨越半个地球的爱。如今，它将抵达布达佩斯，见证我和儿子两代人的红色信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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